“很多產業發展不平衡的程度，有點兒像我們的城鄉差距。其背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職業教育沒有充分發力。”范鵬說，“慶幸的是，在當前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我們已經認識到職業教育對于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作用。”

　　在日本搶購馬桶、電飯煲，在法國搶購蘭蔻、愛馬仕、香奈兒，在瑞士搶購手表……談到中國制造曾經的這些酸辛過往，全國兩會的不少代表委員感慨萬千，大家期待新時代的職業教育能支撐未來中國的高質量發展。

　　真金白銀的投入背后是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厚望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傳遞了職業教育最強音，篇幅很長、力度很大，為歷次報告少見。”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馬國湘認為，高職擴招100萬，加快現代職業教育大改革大發展，符合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改造、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國情。

　　全國人大代表、三峽旅游職業技術學院科研與督導處主任楊德芹認為，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而發展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就是要破解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期高素質勞動者與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荒”問題。

　　目前，我國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較低，大約只有33%接受過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因為沒有一技之長，他們的收入水平很難提高。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鄲武安市裕華鋼鐵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王樹華說，他們公司有1.1萬名員工。企業要實現綠色發展，實現產品高端化，技術工人就得由原來占比30%提高到60%—70%，甚至更高，這就迫切需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過去我們也在講重視職業教育，但從未像今年這么重視：職業教育不僅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還前所未有地將職業教育放在經濟部分進行部署，計劃擴招100萬人，大幅增加財政投入。”范鵬邊說邊屈指盤算著。在去年22萬億元的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教育占比14.6%;今年，在幾乎所有公共事業支出縮減的情況下，教育不減反增，占比將達到14.8%。

　　更讓范鵬印象深刻的是，由財政部編制的201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對于“可貴的0.2個百分點”，規劃了清晰的投向——中央財政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專項資金安排237.21億元，增長26.6%。

　　范鵬認為，這些落在真金白銀上的重視，折射出的是在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實體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國家對于職業教育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寄予了厚望。

　　高質量發展急需“大國工匠”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今年首項重點工作任務。這其實也給職教界提前透了題，發去了人才培養的“邀請函”。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泰州市市長史立軍說，縱觀世界工業發展歷程，所有工業強國都是技師技工大國。借鑒德國、日本等制造業強國經驗，我國要想實現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跨越，就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打造一支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

　　“但是，同樣是生產開關，德國和瑞士的開關往往更經久耐用。工匠精神缺失和工匠能力之不足，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范鵬說。

　　問題的癥結何在?史立軍認為，從推進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實踐來看，還存在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校企協同不力等方面短板，具體表現為：在國家沒有具體可操作的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的前提下，聯合培養學生并未成為企業必須履行的一項社會責任;在企業經營主要以營利為導向的情況下，雖然有些企業投入資金或設備，與學校合作共建實訓基地，聯合培養學生，但因學生平時實訓不足，導致其技能水平與企業要求存在差距，學生的企業實習實際上變成了消耗性實習，造成企業投入難以“產出”。久而久之，產教融合實際上變成了“掛在墻上的計劃書”。

　　一些代表委員也認為，人才“入口”難、“出口”不暢，是制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最大外部性因素。史立軍分析說，受“學歷至上論”的傳統觀念影響，職業院校長期以來面臨生源質量難以改善、學生畢業發展前景不明朗和工作待遇地位不高等現實困擾。這導致多個行業領域亮起了高技能人才后繼無人的“紅燈”。

　　以“卡脖子”的芯片為例，過去5年，我國芯片的自給率從5%上升到25%以上，我國制造了全世界75%以上的手機和平板電腦，產業鏈已經融入全球。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閆傲霜不無憂慮地說，盡管我國集成電路技術取得較大進展，但與國際最先進主流生產工藝相比仍相差兩代。我國高端通用芯片市場的六成多，被摩根、波士頓、高通、英特爾等美國六大集成電路供應商壟斷，集成電路高端專用設備生產線所用裝備95%都從國外進口。如何解題，閆傲霜建議，在加強集成電路人才培養和人才隊伍建設時，有條件的職業教育機構要著手培養微電子產業的實用型技能人才，使他們成為未來的“大國工匠”。

　　打響人才培養質量“攻堅戰”

　　閆傲霜的擔心不無道理。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越來越多的傳統產業面臨升級轉型后后繼無人的尷尬，越來越多的新興產業正遭遇著高素質技能人才千金難求的困境。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在這場產業革命面前，中國的職業教育能否成為高質量發展的“主力隊員”，關鍵在職業教育能否痛定思痛，來一場壯士斷腕般的革命。

　　針對校企合作不順等問題，馬國湘建議，國家有必要建立政府、學校、行業、企業、科研院所等多元參與的協調機制，條件成熟時甚至可考慮組建國家職業教育管理局，同時給予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讓職業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更加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符合產業發展要求，更加實用。

　　就促進包括高職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資源統籌發展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葛道凱建議，國家對成人高考、自學考試、遠程教育等統一實行注冊入學、統一畢業標準，寬進嚴出;通過制定注冊入學政策法規、構建質量監控與保障體系，健全配套的投入與激勵機制，推進多種類型學歷繼續教育融合發展。同時，還要建立統一的高等教育最低質量標準，通過頒布統一的國家標準，使包括高職在內的各類教育文憑能真正做到“同質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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